2017年6月30日 星期五

社評:「認同」早無關歷史和血緣




社評:「認同」早無關歷史和血緣

主筆室 20170627 07:02:00

歷史教育和詮釋方式很容易被當成一具思想控制器,或者以為可以利用它鞏固國家(民族)認同,但實際情況是,任何人都無法妄想它能就此置換所有人的心靈狀態,在自由開放的社會下尤其如此。(用以強調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北京阿里山廣場/美聯社)
已故法國籍人類學家李維史陀生前接受訪問時曾說,他承認自己具有猶太人意識(在他這一輩,「猶太人」某種程度仍是敏感身分),但這種意識不是宗教性或血緣性的,而是一種心靈狀態。白話一點,就是他的內在歸屬為「我是猶太人」。李維史陀的表態方式,其實便足以解決一個現代人自我認同的問題。

前不久,媒體報導12年國教新版課綱,提及社會領域將刪除大量背誦史料和以漢人為主的史觀;尤其將著眼台灣近500年的歷史,略古詳今,更為側重中國史在「東亞歷史」的脈絡。隨後,中共喉舌《環球時報》以其「職責所在」,隔海大肆抨擊,文中再引述網友之名,斥責台灣是「數典忘祖」,還說有人稱這是「台灣國的洗腦教育」。

於此同時,香港回歸20周年前夕,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受新華社專訪時則強調,「香港情懷和國家觀念完全沒有衝突,我們既可以多讓孩子們瞭解香港的歷史、文化、政治、社會發展情況,同時也必須要讓他們有國民身份的認同。」她認為港人在幼兒階段就應該開始培養「我是中國人」的概念;把中國歷史納入初中的必修科目。一席話自然是針對刺耳的「港獨」而來。

無論《環球時報》或林鄭之舉,僅僅再次闡明一種相當古老具有中國特色的認同觀。就是以為盡量在教科書中把自己的歷史說得源遠流長,不管是史實還是神話,都有助於鞏固現代中國的國族意識。同時相信國家社會的穩定和發展,必然是建立在齊一的民族尊嚴(或自卑)之下。同樣的,戒嚴時期的台灣教育完全操控在政府手上,官方也曾以思想灌輸為志,一樣也認為關鍵就是對歷史下手,徒然把歷史當作是建構國家(民族)認同的工具。

這種靠追溯祖宗起源、選擇性灌輸而成的馴化手段,其實早就證明是失效的,至少效果無法獲致全面成功。自進入20世紀以來,台灣至少有三代人從小浸淫在「濃濃的中國情懷」歷史教育中,而今孕育而出的又豈是「一小撮台獨份子」。「中國人」的認同教育有其侷限,無非因為它的起始目的說穿了就是為了「便於統治」。它和我們對歷史的尊重,以及藉由它「知道過去,放眼未來」的理想設計根本無關,到底就是為了利用過去、控制現在。

同理亦然,今天課綱的調整,出發點無非要強化台灣意識,但就算是透過比例、篇幅、類別轉換,以某種程度抽離台灣和中國的連結,實則一樣很難稀釋植基於這塊土地的中國情感。歷史教育和詮釋方式很容易被當成一具思想控制器,任何人卻無法妄想它能就此置換所有人的心靈狀態。(自由開放的社會尤其如此)

回到小學生的教育。在多個指標性現代化國家中,初級教育本質強調的多半是對任何一個人關於性格獨立、自主、開放、包容和創造力的培養,觸及國家發展,不會只談造橋鋪路,還包括公民品格,其在乎的是下一代的人格圖像,在彼此特質、談吐、教養、價值觀交融感染下,他們究竟會在自己生長的土地上共同打造出一個甚麼樣的未來。之後衍伸而出就是眾人對一塊土地的認同感。這類良性自我認同的培育過程,一直是我們尚未摸透的。中港經驗,則是附帶一提,縱然一國的GDP再怎麼傲人,也只能買到外顯的猖狂和驕傲,而無法從中獲致厚實的民族自信心,且求助歷史也救不了你。

時至今日,多有人以北歐芬蘭教育為師。欣賞的即是當地學校皆以自由和獨立做為教育實踐的核心,並盡可能讓個體的潛能有所發揮,不僅帶有濃厚的人文主義,尤其尊重且師法自然。芬蘭終究不負他人欽羨眼光,其國家治理幾為典範。

只是,當我們理所當然將芬蘭歸於北歐成員,卻忽略了當地的歷史、語言和文化,其實更受到一旁窮兵黷武、極權高壓的俄羅斯影響;而它雖有著和東邊鄰國更為千絲萬縷的歷史糾纏,倒也沒有阻卻他們朝西邊的斯堪地那維亞取經,甚至取而代之成為某些領域帶頭的那一位(例如教育制度)。甚有史料推測,稱芬蘭人的祖先應該或可再東移追溯至蒙古人。如今芬蘭人開口閉口自詡北歐一員,其「數典忘祖」的成就,純然證明了那種「尋根式的認同」根本毫無意義可言。

今天,無法自拔地以「數典忘祖」框限「歷史」對人類的意義,框限幼兒教育的關鍵教養,框限一地群體發展的可能性,從而自絕創造出更美好文明的想像,其實早已讓人分不清它和極端宗教主義究竟有甚麼兩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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