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年2月15日 星期四

中美對弈:應付下一個文明衝突



http://www.my-formosa.com/DOC_124596.htm

中美對弈:應付下一個文明衝突(一)

吳怡 / 編譯

 2017-10-27  81

在中美角力的案例中,修昔底德的風險,由於兩國文明的不相容,而被惡化了;這種不相容,也擴大雙方的競爭,並使得彼此的友誼,變得益發不可能。中美之間的失諧,在兩者的歧異最顯而易見;這些歧異是觀念的,包括中、美分別如何看待國家(政府)、經濟、個人角色、國際關係和時間的意義。

一覺醒來,美國人驚覺一個崛起的中國,在每個領域居然都與其旗鼓相當;然而這些老美卻阿Q地認為,隨著中國越富越強,她將會跟隨德國、日本及其他國家的腳步,歷經一番劇烈的轉變,一躍成為一個先進、自由的民主政體。在這個邏輯之下,全球化、市場導向的消費主義,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秩序,終將引領中國成為對內民主,對外是前美國副國務卿左里克(Robert Zollick)所描述的「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」(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)。

政治科學家杭亭頓(Samuel Huntington)反對這個看法。在他一篇於1993年刊登在本雜誌(the Foreign Affairs)、標題為「文明衝突?」(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?)的短文中表示,(各國)不僅不會融入全球自由秩序,反而文化斷層線(cultural fault lines)將成為重要特徵,足以定義後冷戰(post-Cold War)的世界。(譯按:文化斷層線: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)杭亭頓的論點至今仍受到重視,主要是因為他先知先覺地點出了「西方與回教世界」的區別—這條裂痕,經由911攻擊和其餘波後,被如實掀開。至於美國領導的西方文明和中國文明,在杭亭頓眼中也是差異,是深刻、永存且重要的差異。如他所著:「存在一個『普世文明』,這樣的概念,是西方才有,且與亞洲社會的特殊主義截然對立」。(譯按:特殊主義:屬政治理論,亦即每個政治實體將自己的利益凌駕於普世的權利之上)。

這麼多年來的世界,支持了杭亭頓的論點。往後的歲月只會更強化。美國已實現了杭亭頓所認為的西方文明。而美國人和中國人由於價值、傳統和哲學,所產生的緊張情勢,將會擴大中美之間結構性的壓力,也就是說,例如像中國這樣的強權崛起,將威脅取代像美國這樣的既有強權。

如此權力的轉移,一不小心就會導致衝突,而這是基於修昔底德陷阱(Thucydides’s trap)的理論;此為依據古希臘歷史學家而起的名字。修昔底德發現,新興的雅典和統治的斯巴達之間存在著危險關係。根據修昔底德:「是因為雅典實力的增長,以及這種增長在斯巴達所引起的恐懼,使得戰爭變得不可避免」。可以理解的是,新興強權會感到一股增加的特權,也希求更多影響力和被尊敬。至於既有強權,當遇上挑戰者,傾向於表現出恐懼、無安全感和防禦性。於是在這樣的環境下,誤會越滾越大、同理心難以尋得,另外不時還有偶發事件和第三方行為,這本來是不重要且可輕易應付的,居然也可以觸發戰爭;而這類戰爭,是原本最主要的兩造,都不想看到的。(譯按:第三方行為:歷史有云,較小國家(第三方)的行為,將大國拖進了戰爭。著名的有1914年塞爾維亞恐怖分子刺殺奧匈帝國王儲,引發一次世界大戰;以及今日的北韓試射,是否也將美中捲入戰爭?)

在中美角力的案例中,修昔底德的風險,由於兩國文明的不相容,而被惡化了;這種不相容,也擴大雙方的競爭,並使得彼此的友誼,變得益發不可能。中美之間的失諧,在兩者的歧異最顯而易見;這些歧異是觀念的,包括中、美分別如何看待國家(政府)、經濟、個人角色、國際關係和時間的意義。

在美國人眼中,政府是必然的邪惡,並且在他們的信念裡,國家走向暴政和濫權是可能的,因此應該感到恐懼並加以箝制。然而就中國人而言,政府是必然的好與善,是作為保證秩序與防止混亂的支柱。至於在美式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中,政府制定並執行規則;雖然偶爾在經濟方面,實施國有制度和政府干預,但卻是不得已的例外。中國的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,則是政府訂定成長目標、挑選和補助某些產業以發展、扶持國家冠軍(譯按:中國政府用產業政策來扶持所謂的「國家冠軍」企業),以及為了國家利益,進行重要、長期的經濟計劃。

美式個人主義度量社會的方式,是端看這個社會是否能夠保障個人權利,和助長個人自由;而中國文化並不歡這種個人主義。的確,「個人主義」(Individualism)在中文詞彙中,意味著自私地將注意力放在個人而非社群上。再看西方文化中「不自由毋寧死」,若置放在中國文化中,應該被轉換成「社會不和諧,毋寧死」。因為對中國人而言,秩序是最高價值,而階級制度中,信徒服從孔子之首要原則「安分守己」,則成就了和諧。

上述觀點不僅在中國社會內部成為王道,就連應付國際事務,中國人也遵循此道;在他們眼中,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,相當於金字塔的頂端,其他國家理應屈居於從屬國的地位。美國人的觀點則稍有不同。自從二戰(World War II)結束,華府的態度是致力於,防止能挑戰美國全球軍事主導權、「平起平坐的競爭者」的出現。但是同時,戰後的美國對國際秩序的觀念,亦強調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系統,這樣的系統甚至能規範美國。

最後,在思索時間及經驗時間的流動上,美國人和中國人也迥然不同。美國人傾向於將注意力擺在現在,並以小時和天數來計算;至於中國人,則更具歷史觀,以數十年和世紀來思索。

當然,這些都只是簡單的概要,基於需求而被簡化,並沒有真正反映出美國和中國社會的複雜性。但是這些觀點敲響了一記警鐘,目的是提醒美國和中國的政策制定者,應該時時留心,在避免戰爭的情況下,處理彼此之間的競爭。

【此文為編譯文章,原文刊登於美國《外交》(Foreign Affairs)雜誌2017年9/10月份,文章標題為 China vs. America Managing the Next Clash of Civilizations。】

【筆者介紹:Graham Allison(埃里森)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家。曾擔任雷根總統國防特別顧問,之後於柯林頓任內擔任國防計畫助理部長。】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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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美對弈:應付下一個文明衝突(二)

 2017-11-03  116

就美國人而言,民主,才是政府唯一合理的形式:在上位者的正當性,來自於被統治階級的點頭同意。但在中國,這個觀念一點也不普遍。在中國,一個政府取得或失去其正當性,取決於它的施政表現。

吳怡 / 編譯

我才是第一!

美、中的文化差異,因為一個特徵而被強化了,這個特徵為雙方共享且相當顯著:就是無比的優越感。他們皆自視卓越,且是獨一無二的。但是第一名只能有一位。已故的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,就曾質疑美國能否適應一個崛起的中國。他在一場1999年的訪談中說:「若美國在太平洋西半部(而非全世界)的稱霸地位,被一個亞洲民族所取代,而且是長久以來被貶低為墮落、軟弱、腐敗且無能的一個民族;這對美國人而言,情何以堪」?美國人文化至上的信念,將使得他們更難以調適。

在某些方面來說,中國的卓越主義(自視卓越),要比美國的更廣義。歷史學家蓋爾伯(Harry Gelber)於其2011年的著作(Nations Out of Empires)形容:「中國帝國自視為文明世界的中心」,在帝國時期「『中國』或『中國文明』在一位士大夫心中,並不是現今的觀念。對他來說,是漢民族,剩下的就是蠻族。任何未經文明洗禮的,依定義,都是野蠻人」。

直到今日,中國人相當自豪於自己文明的成就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2年一場演說中說道:「我們的民族是偉大的民族。在五千多年的文明發展歷程中,中華民族為人類的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」。

美國人亦然,自視為文明的領航者,尤其在提及其政治發展之際。好比美國人對自由的熱情,被珍藏在其政治信仰的核心文件,獨立宣言(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)中。這份文件宣示了「人生而平等」,和人「由造物主賦與了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」。獨立宣言還特別指出,這些權利包含「生命、自由和追求幸福」,並堅持這些不僅是毋須爭論、更是「不證自明」的真理。美國歷史學家霍夫斯達(Hofstadter)就曾寫道:「成為一個不僅是沒有意識形態、更是一個合而為一的國家,是我們的命運」。相對地,對中國人而言,秩序是政治中心思想—而且秩序源於階級。個人自由,如美國人所理解的,摧毀階級;然而在中國人眼中,它招惹混亂。

為我所言…為我所為?

上述哲學性的差異,可由美、中各自對政府的概念,得到解釋。美國的開國元勳,雖然對權威有著深深的不信任,卻認為社會需要政府。否則,誰能自外侮保護美國公民的安全?誰又能自內部的犯罪保障公民的權利?然而這些開國元勳卻因一個兩難的處境而掙扎:一個政府,若權力之大,以至於能夠盡司其職,那麼它將走上暴政一途。為了解決這個難題,他們設計了一個如歷史學家(Richard Neustadt)所描述之「分立的機關共享權力」的政府。於是產生了行政、立法和司法部門互相牽制,也導致推遲、僵局,甚至是失能。但是卻提供了制衡功能,防止濫權。

中國人對政府的觀念,和一己在社會的角色,與美國人的差異已達極致。如同李光耀所觀察:「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紀錄顯示,當出現一個強勢的中央(北京或南京)之時,該國是和平且繁盛的。當中央是弱勢的,則出現軍閥割據各省各縣的情況」。依此,美國人所抗拒之上述強勢的中央政府,呈現給中國人的,是一個對國內外,促進秩序和公共利益的代理人。

就美國人而言,民主,才是政府唯一合理的形式:在上位者的正當性,來自於被統治階級的點頭同意。但在中國,這個觀念一點也不普遍。在中國,一個政府取得或失去其正當性,取決於它的施政表現。上海投資家李世默(Eric Li)於2013年在TED演講(TED Talk)發表的一場演說中,表達了他對民主想當然耳之最高位階的挑戰。他敘述著:「我曾被問及,『既然共產黨非民選,正當性何來』?」。「我回答:『知人善任的原則呢』?」。他接著提醒台下聽眾,1949年中國共產黨掌權之際,「中國深陷內戰,因外患而分裂,當時的平均壽命是41歲。今日,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工業重鎮,人民也更為富足」。

若提及向外宣傳各自的基本政治價值,華府和北京也有著相當不同的方式。美國人相信人權和民主是普世的價值,而且僅需要以美國為典範,並在世界各地實現。如同杭亭頓(Samuel Huntington)隨後的著作「文明衝突」(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)所述,美國是「一個身負使命的國家」,驅動她的是一個信念:「非西方世界應該信仰西方價值…並實現這些價值」。大多數的美國人相信,民主權利將在世界任何地方、造福任何人。

數十年以來,華府所進行的外交政策,在於尋求促進民主的信念—甚至有時,企圖要在民主行不通之處,強行推銷民主。至於中國則是全然相反;雖然中國人相信其他人都得尊敬他們、景仰他們的美德,甚至要模仿他們的行為,中國領導階層卻從未以傳教方式來進行這項任務。前美國外交官季辛吉(Henry Kissinger)就曾指出,帝國時期的中國,「並未輸出其思想,而是讓其他人前來尋找」。毋庸置疑,雖然美國致力於讓中國改信美國信條,但是中國領導階層對此卻是深感懷疑的。鄧小平自1978年至1989年領導中國,並開始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,曾於80年代後期向某位參訪官員抱怨,西方的說法「人權、自由和民主,是為了保障強大、富有國家的利益而設計,這些國家利用其力,欺負弱勢的國家,並且奉行霸權和實行強權政治」。
快思與慢想

美國人和中國人,對於過去、現在和未來的想法截然不同。今年7月,美國人驕傲地慶祝其建國241年;中國人則喜歡指出其歷史橫跨5000年。美國的領導階層時常提起「美國的實驗」(the American experiment),其時而脫序的政策則反映了這個態度。中國,相對地,自視為在宇宙間的固定存在:過去如此;未來如此。

基於對時間廣闊的看法,中國領導階層審慎地將事情區分為急性(需要立即的注意力)與慢性的,以及緊急與僅僅是重要的。難以想像一位美國政治領袖,建議將某主要外交政策問題,擱置一個世代。然而,這卻正是鄧小平在1979年所做的;在領導中方與日本談判釣魚台列嶼的爭議時,鄧小平接受了一個日後的、而非立即的解決方式。

對於新聞週期和大眾意見的需求,再敏感也不過的美國政治人物,利用推特或宣布淺顯易懂、快速解答的政策計劃。中國領導階層,相對地,是獨具策略地有耐心:只要趨勢站在他們這一方,他們習慣於等問題自己結束。美國人則自詡為問題終結者。他們視一個一個的問題為各自獨立的議題,處理完一個,就可接著下一個。美國小說家和歷史學家維多(Gore Vidal)曾稱美國為失憶眾國(the United States of Amnesia)—在這個國度,每個想法都是創新,每個危機都是前所未見的。這迥異於具深層歷史觀的中國人,他們認為太陽底下無新鮮事。

的確,中國領導階層相信,許多問題無法得到解決,而是必須得到處置。他們視挑戰為長期和連續的;今日面對的議題,源於過去進化的過程,也許是過去一年、十年或是一世紀。而現在他們進行的政策行動,只不過對於這個進化過程稍有影響。例如,自從1949年,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台灣,而北京視該政府為非法。雖然中國領導階層堅持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但是他們進行的是長期策略,亦即強化兩岸經濟和社會的連結,目的是讓台灣逐漸回到中國手中。

(未完)

【此文為編譯文章,原文刊登於美國《外交》(Foreign Affairs)雜誌2017年9/10月份,文章標題為 China vs. America: Managing the Next Clash of Civilizations。】

【筆者介紹:Graham Allison(埃里森)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家。曾擔任雷根總統國防特別顧問,之後於柯林頓任內擔任國防計畫助理部長。】



http://www.my-formosa.com/DOC_125206.htm

中美對弈:應付下一個文明衝突(三)

 2017-11-14  302

美國稱霸世界,已將近30年。這段期間,華府對世界的重大影響,就是令其他國家的菁英和領袖,必定要了解美國文化和美國的戰略方法。另一方面,美國人常常感到自己實在無需過度努力,去思索其他人的世界觀—這樣興致缺缺,是因為許多美國菁英相信,反正世界各地,正緩慢卻必然地,越來越像美國。

吳怡/編譯

誰是老大?

華府與北京欲逃脫修昔底德的陷阱,但文明的衝突令其幾乎不可能;衝突之所以存在,源於這兩造,就世界秩序有著敵對觀念。中國對待自己人民的方式,是她與弱小鄰國之關係的縮影。中國共產黨為了維護秩序,實施威權階級制度,要求人民尊敬與服從。而中國在國際間的行為,也反映了對秩序的期待:在2010年與東南亞國家協會(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,簡稱東協)的一場會議中,時任之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,就中國對南海的主張、而惹來抱怨回應。面對東協國家代表們以及美國國務卿(U.S. Secretary of State)希拉蕊(Hillary Clinton),楊潔篪脫稿說出:「中國是大國,其他國家是小國,這是事實」。

相對地,美國領導階層,希望有一套國際法規,基本上就是美國國內規定的延伸。同時,他們也認清在霍布斯全球叢林(Hobbesian global jungle)中的權力現實,寧作獅子也別成羔羊。為了緩和這種緊張情勢,華府描繪了一個世界,在當中美國是一個慈善的霸主,是世界的立法者、警察、法官和陪審團。

華府,力促其他強國接受一套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,其實就是美國秩序。但是就中國人看來,這就像是美國人訂定規則,其他人聽從華府號令。中國的憤怒是可期的;對此場景,前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(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)鄧普西(Martin Dempsey)將軍已十分熟悉。他在去年與本雜誌(Foreign Affairs)的訪談中說道:「中國人有一件事非常吸引我,就是無論何時,與他們論及國際間的標準、或是依國際規定而行事,他們總不免指出,各國訂定這些規定時,中國還未站上世界舞台」。
你走你的陽關道

美國稱霸世界,已將近30年。這段期間,華府對世界的重大影響,就是令其他國家的菁英和領袖,必定要了解美國文化和美國的戰略方法。另一方面,美國人常常感到自己實在無需過度努力,去思索其他人的世界觀—這樣興致缺缺,是因為許多美國菁英相信,反正世界各地,正緩慢卻必然地,越來越像美國。

但是近幾年,中國的崛起已挑戰了這種漠然。美國的政策制定者開始認為,他們必須增加對中國的了解—特別是中國的戰略思考。尤其,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已開始要認識,中國人在思考使用軍事力量時,種種的特徵。中國領導階層,在決定是否、何時,以及如何攻擊敵人,多數時是理性且實際。但是除此之外,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專家,已列出5個假設與傾向,替中國在衝突時的可能戰略行為,提供進一步線索。

首先,不管在戰爭還是承平時期,中國人的戰略毫不掩飾地,受到現實政治(realpolitik)(譯按:現實政治(德語:Realpolitik)源自19世紀德國,由古代德國(普魯士)鐵血宰相俾斯麥所提出。主張:主政者應以國家利益做為從事內政外交的最高考量,而不應該受到主政者的感情、道德倫理觀、理想、甚至意識形態的左右,所有的一切都應為國家利益服務。)的驅策;中國人的戰略,也沒有急迫的需要,得因國際法律、或倫理道德合理化中國人的行為。這允許中國人的政府,具有不留情面的彈性,因為就國際對其朝三暮四的批評,它基本上是不痛不癢。因此比方說,季辛吉(Henry Kissinger)於1971年秘訪中國,就中、美和解展開了對話,他發現中方的與談者,絲毫不受到意識形態的限制,並直接了當地表達了中國的國家利益。談到越戰之終結,季辛吉與時任的美國總統尼克森(Richard Nixon)認為有必要,針對美國最終的妥協找一個台階下,於是「光榮和平」(peace with honor)成為合理說辭。但是反觀中國領導人毛澤東,深知中國與資本主義的美國建立關係,其實是為了在蘇聯(the Soviet Union)面前更抬得起頭來,卻認為無須假裝成,他正以某種方式支持一個更大型的社會國際主義運動。(譯按:peace with honor一詞,出現在尼克森於1973年1月23日的演說,用來形容美國結束了越戰。)

中國就國際政治之實際作為,也許令其略勝美國一籌,但其信仰過度的整體戰略世界觀(譯按:整體戰略世界觀概念參照整全觀:一個系統(宇宙、人體等)中各部分為一有機之整,而不能割裂或分開來理解。),也有類似功用。中國決策者視萬事與萬物互相連結。視戰略中的變化為「勢」。這個字彙找不到相對應的英文翻譯,但可理解為潛在的能量(potential energy)或動能(momentum)。許多要素影響「勢」,包括地理、領土、天氣、力量均衡、意外、士氣,及許多其他要素。季辛吉於其2011年的著作「論中國」(On China)撰述:「要素之間互相影響,對動能(勢)造成細微變化,也造就相對優勢」。因此,一位專精的中國戰略家將大多數時間花在耐心「觀察並耕耘戰略格局中的變化」,而且只在情況安排妥貼之際,才願意行動。緊接著,他迅速出擊。就一位旁觀者而言,結果不言而喻。(譯按:勢:孫子兵法「兵勢篇」:激水之疾,至於漂石者,勢也。意思就是水性本柔,石本剛硬,但水「勢」湍急之時,就連石頭也可以漂移。「勢」也像是張滿之弓弩。)

戰爭就中國戰略家而言,基本上是心理的,也是政治的。在中國人的思維中,敵人當下對事實的解讀,可能與事實本身一樣重要。就帝國時期的中國而言,必須創造並維持一個文明的樣貌,亦即此文明之優越,乃至於成為「宇宙的中心」;這樣的手法,目的在於阻止敵人挑戰中國的主導性。今日,中國無可避免的崛起,與美國不可逆轉的衰落,起了相似作用。

傳統上,中國人追求勝利的方式,並非靠著決定性的一役,而是一步一腳印地,朝著增進優勢的方向邁進。亞洲軍事事務專家賴博士(David Lai),為了描繪這種方式,比較了西方的西洋棋與中國的圍棋(英文為go)。在西洋棋中,棋手企圖守住棋盤的中央並擊潰對手。圍棋,則是棋手企圖團團包圍對手。若西洋棋大師一次便看到之後的5、6步棋,圍棋大師則看到了20、30步。中國戰略家,在與敵人的關係中,留心每個面向,不願意在時機未成熟之下,貿然求取勝利;反而將目標放在建立逐步的優勢。賴博士於一篇2004年、替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戰略研究所(U.S. Army War College’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)而撰的分析指出:「西方傳統,非常強調使用武力;多數時候,戰爭的藝術侷限於戰場上;交戰的方式便是武力相向」。相對地,「圍棋背後的哲學...競爭是為了求得相對的優勢,而非一舉將對方殲滅」。賴博士拋出一句智慧的提醒,警告說:「以西洋棋手的思維下圍棋,非常危險」。

(未完)



http://www.my-formosa.com/DOC_125389.htm

中美對弈:應付下一個文明衝突(四)

 2017-11-22  584

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川普(Donald Trump)皆發表過重大聲明,尤其是在觸碰南海議題之際,不過對二人而言,談判仍是選項。就川普政府而言,越能看透北京何以視中國在世界之角色,及其核心利益,就越有談判的本錢。

吳怡/編譯

坐上談判桌

華府會多多留意這個警告。(譯按:中美對弈(三)末句:賴博士警告說:「以西洋棋手的思維下圍棋,非常危險」。)未來幾年,許多不同的引爆點也將造成美、中關係的危機,包括進一步的南海領土爭議,以及就北韓迅速發展的核武計劃,而引發的緊張情勢。由於中國的軍備能力欲趕上美國,至少還得再花上十年,甚至更久,因此中國人就重大武力對抗美國方面,將會小心審慎。另外北京在對外政策中,將視軍事力量為次要工具;而其對外政策求勝的方式,並非在戰役中取勝,而是看它是否達成國家目標。而在外交與經濟方面,北京將強化與鄰國的關係、加強其對中國的依賴,並使用經濟槓桿鼓勵(或強迫)她們在其他事務的合作。雖然傳統上,中國視戰爭為最後手段,但一旦發現長期局勢對己不利,以及失去談判籌碼,她將啟動有限度的軍事衝突,以挽回局勢。

冷戰,是美國最近一次,冒著極高的修昔底德風險(譯按:修昔底德陷阱:新興強權的興起,威脅既有強權的存在,再加上其餘的導火線,使雙方戰爭不可免。)—尤其是在古巴飛彈危機之際。危機解除的數個月之後,時任的美國總統甘迺迪(John F. Kennedy)從中反思而習得教訓:「總之,在捍衛我們重大利益之際,核武,得避免讓對手陷入一個兩難,亦即避免令其在羞辱的撤退、或是核戰之間做出抉擇」。雖然莫斯科方面的措辭強硬,時任的蘇聯總理赫魯雪夫(Nikita Khrushchev)最終仍決定作出讓步,撤回部署在古巴的核武。同樣地,之後的季辛吉(Henry Kissinger)和尼克森(Richard Nixon,前美國總統)發現中國理論家(譯按:理論家原文為ideologue:指非常支持某意識型態或特定團體)毛澤東,相當擅長於讓步,只要這麼做能符合中國的利益。

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川普(Donald Trump)皆發表過重大聲明,尤其是在觸碰南海議題之際,不過對二人而言,談判仍是選項。就川普政府而言,越能看透北京何以視中國在世界之角色,及其核心利益,就越有談判的本錢。然而問題依舊屬於心理方面的投射:就算是資深的美國國務院官員,也常誤認中國的重大利益,與美國的相似。因此目前川普政府中,負責策劃與中國交涉的官員,應該閱讀中國古代思想家孫子:「知彼知己,百戰不殆;不知彼而知己,一勝一負;不知彼不知己,每戰必殆」。

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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